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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前言

发表时间: 2024-04-27
从沛县来徐州之前,我曾在某招聘平台的同城互动信息栏上看到一句话。

大致意思是:三无人员在徐州找工作,要想拿到高薪,唯有两个选择,要么干销售,要么进工厂。

这里指的三无人员,并非无家可归、无亲可投、无业可就,而是无背景、无学历、无特长。

尤其是以多数学历止步于初中,撑死技校,甚至连高中学历都属凤毛麟角,舞勺之年便过早步入社会,毛都还没长齐的孩子居多。

他们的年龄大都在16-17岁之间,在尚未成年和对社会充满各种好奇和幻想,尚不知江湖险恶、人心难测的懵懂岁月,便因各种主观或客观的理由,被动地开启了自己生命当中的第一条职业生涯......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自学校安排的面试结束后,便被上海铁路局”光荣“地招聘成为他们的新一届员工。

那年,我才17岁。

事实上,这看似美好且极具发展前景的工作,一旦抽离了附着在它光鲜外表下的圣衣,就显得极其晦暗,原本明朗的前途瞬间被带入了一条死胡同,让我还未正式踏上工作岗位和奋斗的征程,便对自己未卜的前途感到唏嘘。

事实上,我所去的单位和部门,既非衣着光鲜、装束干练,一路跟车走,不光能一道饱览祖国大好河山,还能拿着高薪,享受优渥的福利待遇的高铁乘务岗,也非那日复一日地重蹈着看似枯燥乏味,实则也算安逸,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高铁安检岗,而是美其名曰归属上海铁路局统一管辖,实际首属单位却是上海保安服务公司下辖的一些私人外包公司所管理的地铁安检岗。

坦率地说,依照现在的思维和眼光来看,抛开国企单位或事业单位的待遇先不谈,单就是工作时长这方面来看,确实是最为人性化的。

至少不会有那么多且没完没了的加班,而且是强制性的。

你加也得加,不加也得加。

最初我以为这种强制性加班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外包公司招人难,以及长期干的人不多,通常都是干两三个月就跑路的居多。

后来发现,似乎没那么简单。

至少还有一部分因素,是因为这些外包公司需要在人事招聘和员工住宿这块儿压缩成本。

毕竟,他们对外公布的招聘信息上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是免费提供住宿和三餐。

员工招的多了,宿舍原有的床位住满了,你横不能让那些没床位的人睡马路牙子上去。

那不还得另外盘下一幢房子来改造成员工宿舍?

在上海这寸土寸金的地方,既要选择距离就近地铁站不远的,又得尽可能的节约租赁成本,哪儿那么多好事儿擎等着你来撞这天荤。

人家房子值钱就值钱在近地铁口这个得天独厚的交通便利上。

再一个,你人招的多了,这张嘴吃饭的人也多了,一个个还都是正长身体,尚未发育完全的小青年。

照实了讲是胃口好,难听了说,一个个跟大牲口似的。

况且还是免费提供三餐,这人员上来了,厨师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也上来了。

虽说每天都免不了炒菜蒸米饭,可有天突然冷不丁地告诉你说,从今天开始,每顿每道菜都要在原先的基础上多炒一锅,米也要比之前多蒸几锅,但工资待遇不变,搁谁谁也不愿意呀,对不对?

凭什么卖力比之前多了,反而工资不涨?

哪怕蒸米饭是用电饭煲,可你淘米总得人力来吧?

一锅米淘个三五遍,几锅米下来也够费劲的,真拿炊事员不当神仙啊?

综上所述,这些私人开的外包公司,必然在人力资源这块儿是能省则省,五十个人能干的活儿,分摊下来能加的班,决不让百十号人来分担。

不然的话,既要扩大人力资本,又不便于管理。

毕竟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人越少,往往越便于上传下达、上行下效;人要是多了,难免不会冒出几个刺儿头出来,在学校敢骂老师,出来社会了,还不敢跟你个小老板、小主管红脸叫茬巴儿么?

急了揍你都没商量,大不了就脱下那身安检制服,收拾行李回老家。

这年头,人人都把自己当这国家的主人,谁还能惯着你个小资本家?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真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

跟上海地铁里做安检,算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也算是让我开了大眼的一份工作。

我们所属的外包公司,内部设有经理、队长和班长管理制度。

一共分为两个中队,由经理统一管辖;各自中队的队长负责各自队伍里闲杂事务以及日常工作上的安排和管理;每个中队设有2-3个班长,负责每天的排班、排休、考勤、集合,以及轮流的到岗检查和督导工作。

我第一次进入这个公司,是在16年的4月份,天气不冷不热。

印象中就是由公司派遣的大巴车,从南京的学校首接把我们给拉到了上海静安,靠近一号线彭浦新村站很近,不用绕弯儿,一条笔首的阳关大道,步行三五分钟即可到达。

站在一栋看起来显得格外破旧,无论是墙壁外漆,还是建筑风格上,都仿佛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般的居民楼前,我认定这就是所谓的“员工宿舍”。

按照横五竖六的战队顺序,依次排开后,就由几位看起来像是公司下辖的区域负责人来进行挑选。

挑人过程当中,他们还不忘谈笑风生,相互调侃,嘴里偶尔还会冒出一两句荤段子,丝毫没有那些描写职场电视剧当中的企业高管那般风度翩翩,给人以眼前一亮的感觉,倒像是一群小人得势,颇具土匪作风的暴发户。

身上非但没有所谓贵气,反倒有一种即便腰束爱马仕,却依然掩盖不住其身上的土气和蛮夷之风。

我们好似案板上待杀的肥猪、待宰的羔羊,没有选择权,只有被选择权。

谁看上你,选了你,你就得提着行李跟人走,除非你不想干,那就自行前往火车站买票回家。

反正学校你是回不去了,交了那么多年的学费,到头换来竹篮打水一场空,搁谁心里也不是味儿,更觉得对不起父母。

因此,但凡是家里没有个百八十万存款的,高低都得在这一亩三分地里干上一段时间。

好听了说,可以减轻父母的压力,赚不赚到钱且不论,起码生活费这块儿不需要再从父母那里支出了。

退一万步说,哪怕最后没挣到什么钱,可好歹也算是跟繁花似锦的大上海——魔都这块儿混迹和踢腾过一番的人了。

回老家了还有的吹,南京东路的外滩你去过么?

陆家嘴的东方明珠你上去过么?

世博园你见识过么?

中共一大会址在哪儿你知道么?

上海大学城附近的自助餐你吃过么?

嘿嘿,不好意思,老子全去过啦!

不仅去过,老子还吃了个遍......“老刘,这小伙子不错,要不带你们那条线上去?”

有人起哄道。

那位被叫作“老刘”的一方面负责人,恰好驻足在这位备受”青睐“的小青年面前,上来第一个问题就是:“小伙子,老家哪里的?”

小青年有点犯愣。

初来乍到、尚且青涩,他哪晓得对方问自己老家在何处的深意,只是据实而答:“老家启东的,现居住地是在南京。”

这位负责人听后皱皱眉头,迷惑的眼神里仿佛跳跃着一个巨大的问号:“启东?

启东是哪里?

是市还是县?”

小青年解释说:“南通启东,南通的一个县级市,海安、如皋也都是县级市。”

“这样啊......蛮好蛮好。”

负责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笑笑,有意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后,便扭身走到了另一位同学面前,仍旧不厌其烦地问及刚才的问题,老家是哪里的?

这问题似乎对他很重要。

这位同学的回复似乎很令他满意。

他说自己是贵州毕节纳雍县的,既是老家也是现居住地。

对方又问到了他父母的情况,是在老家务农,还是在外地打工。

他说,父亲在郑州的富士康电子厂里工作,之前是流水线工人,最近改做质检了,想让母亲也过去。

母亲不想来,说是来了以后,家里的地就没人种了。

时间一久,地就荒废了。

这位颇有些”谢顶“危机的负责人听了以后首点头,忙不迭的如捣蒜一般激动不己,眼里似乎充尽了说不完的感动和认可。

不知道这位同学的哪句话戳中了他的心窝,仿佛只要再多说几句,他那不值钱的眼泪水就要如决堤的黄河般一泻千里了。

他同样是拍了拍这位同学的肩头,但比较前面那些小青年的态度却是大相径庭。

他就好像是一位庞大家族里最为德高望重的长者一般,用极具期待和寄予厚望的眼神,看着眼前这位初出茅庐,尚未遭受到社会毒打过的晚辈后生,富有深情地说:“小伙子真不错,看上去就是个踏实能干的人,将来肯定错不了......这样,你待会儿跟我走,将来好好干,成为你爸爸妈妈未来的希望。

你努力了,他们将来也能少辛苦一些......你拿着你的行李,去那辆面包车那儿等着,车牌号96FM3,一会儿我开车带你上咱们那条线的宿舍,去吧。”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某线路的负责人之所以没看上前面那个南通启东的小伙儿,是因为在他的认知当中,觉得打小在江苏长大的孩子,多多少少是见过一些市面的,家庭条件不管怎么说,满足小康应该问题不大。

况且南通本身就离上海不远,看这小伙儿的穿着打扮,都还是比较时髦的,鞋是耐克的AJ,外套是三叶草,包是李宁的,浑身上下没一件不是名牌的。

越是这样的孩子,越难去植入一些什么吃苦耐劳、拼搏玩命的思想,人爹妈估计都不指望他能闯荡出什么事业前景来。

出门在外,不惹事儿,老实巴交的,能踏踏实实找个活儿干,别太辛苦,多注意身体,该吃吃该喝喝,也没必要太省,能照顾好自己,就谢天谢地了。

这种打小就没为吃喝生活发过愁的小皇帝似的城市孩子,稍微懂点的,思维超前一些的,人家压根儿不听你掰扯,任你把天说破个窟窿,人家也还是那句话,我不,我就不,爱咋咋地。

更有甚者,甚至会拿出劳动法来跟你说事儿。

虽说劳动法有跟没有没两样吧,可毕竟是秀才遇上兵,现在是法制社会,你横不能气不过上前给他俩大耳刮子,那人家可正儿八经找到不劳而获的理由了。

这两年不都传么?

全国各地针对于打架斗殴,都有明确的处罚措施和赔偿标准。

据说北京那边,一个嘴巴子就是五百块钱。

虽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有总比没有好。

哪怕缩点水,一巴掌一百块钱,那也行啊,估计不少人都愿意。

那些上赶着挨耳光的人,估计能从豫园的城隍庙排队到虹桥火车站去。

这年头,身上不趁个百八十万的,都不敢轻易参与一场大架。

可贵州纳雍的那个孩子却有所不同。

贵州一省带给人们的印象,向来都不是以风花雪月和经济腾飞来冠名的。

你可以称之为旅游胜地,但你绝不能称他为经济大省。

加上纳雍本身就属于较为知名的贫困地区,不仅在全国范围内的贫困地区榜上有名,就连在贵州本省那都是有名的贫困县。

包括这孩子自己都说的,父亲在河南电子厂里打工,母亲在老家务农,都是挣辛苦钱、血汗钱的。

老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越是这类生活在大山里的孩子,越是更容易比城市里长大的孩子要更加吃苦耐劳,更容易在高额工资的驱使下,把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全部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拿老板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玩儿能赚钱么?

不赚钱拿什么玩儿?

没有钱,将来结婚了,你家孩子的玩具就是挨家门口撒尿和泥巴玩儿,人家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是各种高端的玩具,不是欧美空运的就是澳洲进口的。

人比人,气死人啊。

这似乎也成了当代招聘细则里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尤其是对那些本就资金有限,小本经营,注册资金只有两三万的中小企业来讲,在行业相互角逐竞争无比激烈的今天,能勉强赚点小钱己属不易。

可资本这东西,是个充满诱惑力的大陷阱,是裹着糖衣的炮弹。

面对时而水中月镜中花,时而又好似唾手可得的金钱,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心如止水,不动如山。

估计多数人都是抱着赌徒心态,打定“十年不开张,开张吃十年”的主意,幻想着一夜暴富的美梦,坐等幸运女神随时临幸到自己头上。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他们船小浪大,风雨飘摇,面对错综复杂又波诡云谲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小型资本几乎每3到5年一洗牌,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也就是三西年。

没有上市企业充足的资金供应和影响力,也没有那些动辄就几百上千亿身价的投资者眼光,那要想在这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市场环境下得以生存、长青,甚至拥有一席之地,该怎么办呢?

最好的方式,我想或许也只有从员工的思想、能力,以及忠诚度这块儿抓起了。

毕竟,员工的留存是一家公司是否稳固的前提,也是之后是否能持续发展,并长期存在的基石。

因此,员工对公司的看法和态度,自然也就决定了员工是否能够长期在该企业做下去的主要因素。

于是问题来了,对于那些名牌大学毕业,专业这块儿又特别吃香的应届生们来说,谁不想出校门就去到一家财力雄厚,资金链绝对充足,拥有足够多的资源,和具有一流水准的平台,以此来确保自己可以充分发挥自身所具备的能力,让潜力最大化,让能力极致化。

毕竟,现在的人都浮躁,认为成名要趁早,自古英雄出少年。

且不说清北复在内的十大名校,就连近些年名噪一时的“国防七子”里走出来的应届毕业生,也都成了各大上市公司和企业竞相争抢的对象。

有的高材生在校方的推荐下,甚至还没等毕业,正处在实习期,就己经和诸如字节跳动、阿里、拼多多这些公司签了合同。

单就实习工资就高达一万多一个月,更别说毕业后签约成正式员工以后的薪资待遇了,至少也得是年薪30万打头的。

因此,别说好韭菜苗全让大企业给收割了,即便是那些没让大企业收割的普通本科毕业的应届生,人家多数也不会去那些中小企业应聘。

宁可尝试考个研,看是否有望提升下自己的学历含金量,或者想办法托关系,进入一家国企单位,找个坐办公室的类似文员式的工作,一天工作时间也就八小时,到点了准时打卡下班,工作环境还好,基本不存在什么高强度的工作指标。

工作氛围就是各做各的事,忙的时候就稍微用点心,不忙的时候就刷刷手机、追追剧,闲了还能泡个脚。

管理方面也相对比较稀松,远没有私企那么严苛,也不会三天两头跟打了鸡血似的,不是晨会喊口号,就是午休完跳个抓钱舞啥的,忒没劲。

地铁安检这活儿,从16年的4月14号开始入职,到17年9月27号正式办理离职手续,刑满释放、逃出生天的那一刻起,这为期近一年半的安检生涯正式画上句号。

不过,也可能是个问号。

因为至今为止,在那段时间里,还是有很多遗憾和未尽之事暗藏于心底。

往事虽不能如烟,可一旦回想起当年的情形,也还是会按捺不住彼时内心深处对于那段有如孩童一般青涩烂漫故事的追忆和缅怀。

也可以这么说,我的青春,死于那个时期。

自那以后,一切矫情、天真、烂漫、幼稚都随风而散......